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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开采政务“铁矿”到商业“金矿”

  9月底,工信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公布了“2018年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项目名单”,在共计200个项目中,贵州省有5家企业上榜。

  
 

  其中在产业创新大数据应用方面,贵州航天云网科技有限公司“基于工业云的企业生产管理大数据应用分析平台”入榜;在政务数据共享开放平台方面,贵阳块数据城市建设有限公司的“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交换平台项目”位列其中。

  
 

  五年前,大数据产业在贵州还是一片空白。可短短几年,贵州大数据产业从无到有,并迅猛发展。“中国数谷”渐渐成为贵州的另一张名片。

  
 

  去年,贵州大数据企业增至8900多家,产业规模超过1100亿元。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贵州数字经济增速、数字经济吸纳就业增速分别为37.2%和23.5%,均居全国前列。

  
 

  “2014年贵州省全面启动大数据发展进程,我们称之为‘换道超车’。如果说从2014年到2018年是贵州大数据发展的1.0版时代,现在顶层设计和总体谋划已经完成,我们即将开启数字经济发展,也就是大数据2.0版。”9月初,在贵州举办的大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先进制造产业研讨会上,贵阳市常务副市长徐昊首次公布了上述计划。

  
 

  两种“融合”方式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数字经济”在2017年首次写入了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其中,《贵州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7-2020年)》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贵州数字经济增加值将突破5000亿元,占地区GDP的比重达30%以上。而截至今年7月底,贵州省大数据企业已经发展到8900多家,大数据产业规模总量超过1100亿元。

  
 

  而日益发展的大数据产业,究竟如何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目前业界有两种不同的解读。

  
 

  对于现有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贵州省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黄勇认为前提是实体经济要足够大,才能和大数据结合得起来。“如果实体经济规模小,生产链条不健全,想要融合很困难。”

  
 

  对于上述观点,贵州省投资促进局党组书记、局长马雷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赞同,“如果茅台做大数据的融合升级,肯定有比同类企业有更好的基础。”

  
 

  “但这只是一个层面,另外一条路是借引进大数据企业驱动实体经济升级,”马雷认为,“上万家大数据企业只有把它的产品、成果和应用与实体经济相结合,才能体现大数据的优势,产生增值。同时,因为大数据企业的介入,传统企业产业升级的综合成本将大大降低。”

  
 

  贵阳高新区是贵州省内唯一的国家级高新区,作为大数据产业发展集聚区,一直走在产业优化升级的前列。9月14日,贵阳高新区投资促进局副局长童川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说,“高新区在产业智能化改造这一块,目前的重心主要集中在工业上,尤其是智能制造这一块。”

  
 

  作为高新区的先进制造企业,贵州雅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雅光电子)和贵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贵州航宇)就尝到了利用大数据进行企业改造升级的甜头。

  
 

  2016年,雅光电子依托大数据等新技术手段,开始建设一条世界一流水平的高端主机汽车二极管智能化生产示范线,并利用大数据改造提升生产全环节。

  
 

  “目前,公司的生产线自动化率超过了80%,比过去手工生产线减少了一个工序、合并了两个工序,产量提升了58%、优品率提升了33%。这项改造每年可为企业降低成本300万元、增加效益380万元。”9月26日,雅光电子经理部部长彭绍波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据他介绍,这条智能生产线上所有的设备都有数据接口,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数据将全部进入由贵州航天云网为雅光电子搭建的大数据分析决策系统。系统通过数据的不断积累和分析,找到影响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的关键因素,反过来指导生产。

  
 

  对于雅光电子自主研发的这条智能生产线,世界领先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法雷奥、美国博格华纳、中国第二大发电机生产商汉拿电机有限公司等企业在进行现场审核和参观后,评价很高。“他们认为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汽车二极管生产线。”彭绍波说。

  
 

  贵州航宇是专门从事先进锻压技术应用研究与工程化应用研究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已经成为国内国外航空航天制造业领域的重要供应商。

  
 

  据童川介绍,几年前贵州航宇机匣环锻件的制造需要几十台炉子控制炉温,全凭师傅和工人的经验,合格率不足90%。运用大数据手段远程监控所有的加热炉后,通过对炉温数据的采集,及时监控和分析炉温,从而有效地避免出现安全事故,合格率提高到了98%以上。“通过大数据和实体经济的融合,企业能达到提质降本增效的目的。”他说。

  
 

  从“铁矿”到“金矿”

  
 

  从最初的大数据存储基地,到大数据2.0版——发展数字经济征途中,贵州的优势在哪里?

  
 

  在政务数据调度和融合上,贵州一直走在前列。

  
 

  据国务院办公厅电子政务办公室公布的《省级政府网上政务服务能力调查评估报告(2018)》显示,贵州省位居全国第三名,仅次于浙江、江苏。

  
 

  “以政府为主导的顶层设计,调动整个社会的资源,这是我们目前最为突出的优势。”童川说,“以贵阳的‘筑民生’APP来说,这背后涉及到几十个部门之间数据的打通。对于这些部门,必须以主要领导亲自来抓,才能让效果不打折扣。”

  
 

  童川说的其实是三级“云长制”。2014年,贵州建成了全国首个“统筹标准、统筹存储、统筹共享、统筹安全”的云上贵州系统平台,开展一体化数据中心建设探索,在脱敏之后向社会开放数据资源。该平台建立省、市、县三级党政主要领导为核心的信息化和“云”工程建设责任体系,省长担任“省级总云长”,省政府相关领导担任“第一云长”,各地各部门主要负责人担任地区部门“云长”。

  
 

  2016年,贵州省在云上贵州系统平台的基础上搭建了全省统一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云上贵州数据共享交换平台,这两个平台共同作为贵州发展政务数据的主体。“去年5月,‘云上贵州’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整体接入国家平台,基本形成了‘上联国家、下通市州、横接厅局”的共享交换体系。’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景亚萍在贵州省人民政府网上回应。

  
 

  “贵州作为拥有众多知名企业的大数据存储中心基地,其真正的价值在于怎么用好数据。以前是政府在想,现在企业也在想这个问题。这几年,贵州聚集了几家本土成长起来的独角兽互联网企业,比如货车帮、贵州白山云科技有限公司等。”黄勇说。

  
 

  景亚萍比喻,大数据是政府工作的数据“铁矿”、被开发的商业“金矿”和被激活的人才“富矿”。 贵阳市常务副市长徐昊在数据与实体经济融合——先进制造产业研讨会上对外宣称的大数据2.0版,就是指贵州进入了商业“金矿”的加速开采期。

  
 

  在商业“金矿”开采中,为支撑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应用,贵州省提出了浩浩荡荡的“万企上云”大行动。

  
 

  预计到2020年,该省要实现5000户实体经济企业和大数据深度融合,20000户实体经济企业运用云服务开展融合。徐昊说,贵阳市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当中,有60%的企业已经实现了“上云”。

  
 

  此次企业上云,贵州省大数据局将依托政务数据的统一主体——云上贵州系统平台,按照“数据铁笼”理念建设服务系统,提供云使用券全过程管理和服务,实现全过程数据留痕、全流程数据监察。

  
 

  目前,阿里、华为、航天云网、用友、金蝶、三大运营商等十一家国内知名大数据企业积极响应,已成为贵州省“企业上云”服务商,提供了云ERP、云MES、企业经营管理、供应链管理、协同研发设计等128款云服务产品。

  
 

  9月20日,贵州省企业上云服务云平台负责人陈骁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第一期企业上云,政府投入两千万元,每家企业的额度是5万元。“原计划用一周的时间发放云使用券,结果三天就被抢完了。”他说。

  
 

  “贵州不是第一个提出企业上云的省份,但它实现了一个创新,利用‘云使用券’进行财政资金的创新拨付,这进一步减少了企业上云的成本。”陈骁说。

  
 

  数据源是大数据产业链发展的基石,政企资源的打通,将成为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助力器。

  
 

  马雷认为,政务数据“聚通用”,目的就是避免信息孤岛,更好地进行数据的联通。如果政务数据不和市场结合起来,那就浪费了。“聚通用”的“用”里面,既有政用,也有民用,还有商用。

  
 

  他回忆,两年前,韩国现代汽车决定将海外首个大数据中心建在贵州。大数据作为车联网信息中心的核心要素,现代汽车提出希望政府对交通数据进行开放的要求。“我们为他们开放了一些数据,让他们在行业里立足脚跟,然后慢慢对数据的掌握呈现主动性,而不是被动的接受。”马雷说。

  
 

  但政务数据在金融领域的商用,“互动流通还有待提高。”原重庆银行贵阳分行有关负责人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政务数据为银行提供的尚是一些基本的个人公开信息,缺少深度融合。

  
 

  谈到政务数据跟先进制造产业数据之间的共享流通,彭绍波也表示,对于雅光电子来说,这部分公开的数据意义不大。他表示,今后如果有一个云端平台,能将整个产业链的上下游——客户、供应商、企业纳入其中,客户可以在云上看到企业的生产情况,企业能看到供应商的生产情况,这样的数据流通才有意义。“这要大家都上云才行得通,不仅仅是企业。”

  
 

  “所以,政务数据不应该仅仅是行政数据,还应包括大量市场的信息。现代汽车的例子向全球发出一个信号,贵州的政务数据进行数据的清洗和分析后,可以成为创新产品重要的依据,这对吸引企业和增强企业的投资信心来说有很大的作用,但商用的机制需要完善。”马雷说。